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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:23岁那年,我的苦闷

时间:2017-11-19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1934年夏季,我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:“毕业即失业。”可见毕业后找工作—当时叫抢一只饭碗—之难。对我来说,这个问题尤为严重。
  
  时间越接近毕业,我的心情越沉重。如果真正应了“毕业即失业”那一句话,我上有老人,下有子女,一家五口,嗷嗷待哺。如果找不到工作,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,遑论他人!我真正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。
  
  在这危机存亡的时刻,好机遇似乎从天而降。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梁竹航先生,有一天忽然来到清华,告诉我,我的母校山东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他来问我,是否愿意回母校任国文教员。这真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喜讯,我大喜若狂。但立刻又省悟到,自己学的是西洋文学,教高中国文行吗?当时确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,认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。这个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,能写的人不一定能教。何况我只不过是出于个人爱好,在高中时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响,在大报上和高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散文,那些都是“只堪自怡悦”的东西,离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有一段颇长的距离。像我这样的人怎能到高中去担任国文教员呢?而且我还听说,我的前任是让学生“架”走的,足见这些学生极难对付,我贸然去了,一无信心,二无本钱,岂非在太岁头上动土吗?
  
  想来想去,忐忑不安。虽然狂喜,未敢遽应。思想斗争之后,最后下定决心,接受济南高中之聘。我心里想:“你敢请我,我就敢去!”实际上,除了这条路以外,我已无路可走。于是我就于1934年秋天,到了济南高中。
  
  我的苦闷
  
  我在清华毕业后,不但没有毕业即失业,而且抢到了一只比大学助教的饭碗还要大一倍的饭碗。我应该满意了。然而,事实却不是这样。我有我的苦闷。
  
  首先,我认为,一个人不管闯荡江湖有多少危险和困难,只要他有一个类似避风港这样的安身立命之地,他就不会失掉前进的勇气,他就会得到安慰。按一般的情况来说,家庭应该起这个作用。然而我的家庭却不行。虽然同在一个城内,我却搬到学校里来住,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。我并不觉得,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。
  
  其次是前途问题。我虽然抢到了一只十分优越的饭碗,但是,我能当一辈子国文教员吗?当时,我只有23岁,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,也没有梦想当什么学者,可是看到我的国文老师那样,一辈子庸庸碌碌,有的除了陪校长夫人打麻将之外,一事无成,我确实不甘心过那样的生活。那么,我究竟想干什么呢?说渺茫,确实很渺茫;但是,说具体,其实也很具体。我希望出国留学。
  
  留学的梦想,我早就有的。当年我舍北大而取清华,动机也就在入清华留学的梦容易圆一些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之所以痴心妄想想留学,与其说是为了自己,还不如说是为了别人。原因是,我看到那些主要是到美国留学的人,拿了博士学位,或者连博士学位也没拿到的,回国以后,立即当上了教授,月薪三四百元大洋,手挎美妇,在清华园内昂首阔步,旁若无人,实在是让人羡煞。至于学问怎样呢?也不怎么样。我觉得不平,想写文章刺他们一下。但是,如果自己不是留学生,别人会认为你说葡萄是酸的,贻笑大方。所以我就梦寐以求想去留学。然而留学岂易言哉!我的处境是,留学之路渺茫,而现实之境难忍,文品焉得而不苦闷呢?
  
  在苦闷中,我亲眼看到了一幕滑稽剧
  
  当时的做法是,中学教员一年发一次聘书。到了暑假,如果你还没有接到聘书,那就表示,下学期不再聘你了,自己卷铺盖走路。那时候的人大概都很识相,从来没有听说,有什么人赖着不走,或者到处告状的。被解聘而又不撕破脸皮,实在是个好办法。
  
  有一位同事,名叫刘一山,河南人,教物理。家不在济南,住在校内,与我是邻居,平时常相过从。人很憨厚,不善钻营。大概同宋校长没什么关系。1935年秋季开始,校长已决定把他解聘。因此,当年春天,我们都已经接到聘书,独他没有。他向我探寻过几次,我告诉他,我已经接到了。他是个老行家,听了默默不语;但他知道,自己被解聘了。他精于此道,于是主动向宋校长提出辞职。宋校长是一个高明的演员。听了刘的话以后,大为惊诧,立即“诚恳”挽留,又亲率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,三驾马车到刘住的房间里去挽留,义形于色,正气凛然。我是个新手,如果我不了解内幕,我必信以为真。但刘一山深知其中奥妙,当然不为所动。我真担心,如果刘当时竟答应留下,我们的宋校长下一步棋会怎么下呢?我从一幕闹剧中学到了很多处世做人的道理。
  
  天赐良机
  
  常言道: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在我无法忍耐的苦闷中,前途忽然闪出了一线光明。在1935年暑假还没到的时候,我忽然接到我的母校北京清华大学的通知,我已经被录取为赴德国的交换研究生。我可以到德国去念两年书。能够留学,吾愿已定,何况又是德国,还能有比这更令我兴奋的事情吗?我生为山东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的孩子,能够获得一点成功,全靠偶然的机会。倘若叔父有儿子,我绝不会到了济南。如果清华不同德国签订交换留学生协定,我绝不会到德国的。这些都是极其偶然的事件。“世间多少偶然事?不料偶然又偶然。”
  
  我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一年国文教员的生活,就这样结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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